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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也合抱不了的大松树,我家傍边有一棵我们小孩子常在树荫下嬉耍的5人也抱不了的千年古荔树砍倒去炼钢铁。57年,记得我小学的班主任刘老师被划“右派”,有同学指着他鼻子喊“右派右派,像个精怪”,“道德”吗?58年,还记得生产队在我家拆砖打墙,强占我家办公共食堂,把我奶奶急疯了,“道德”吗?人分三六九等,民为形形色色,“道德”吗?十岁以后,一直记得爷爷每天喝洗锅水的可怜相,旧社会给地主打长工的老贫农“鉄叔”发牢骚的情形,“吃不饱”道德,是什么样的“道德”?如果“人民连饭都吃不饱”,是不是对老百姓的最大不道德?【问】当时祖国的建设成就还是很大的,比如,农村的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,城市的工业化推进,再具体的,卫星上天,原子弹爆炸。问题是不是出在农业支持工业,农民支持工人,农村支援城市太过了点?【答】建设成就确实有,有些方面,还很大。但如果当年实行市场经济体制,是绝对会发展得更好!当时,农民们一年365天,除了两天“革命化春节”,从天亮到天黑地在田地里劳作,晚上还要为“计工分”而相互争得脸红面赤到深夜,经常还要我们小学生去“支农”,可地里就是长不出好庄稼,肚子就是“吃不饱”,你说这不是个体制问题?【问】“文革”为什么造成了“天下大乱”?你怎么解释?【答】前面说了,“文革”反“当权派”是对的。但问题在于,发动“文革”的毛泽东自己也是“当权派”,而且是最高的“当权派”,这就产生了与各级当权派的冲突:您可以“和尚打伞,无法无天”,我们为什么不可以“在真理面前,人人平等”?这样,当权派就会不服气,不服气就会生怨气——“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”,有了怨气就会发脾气——“大闹怀仁堂”,发了脾气就会出“派性”——全国派系大起,最后,全国就乱了——工厂停工了,铁路瘫痪了……。1 2 3上一页下一页
[导读]依我的多年观察,“文革”中的造反派和“改革”中的改革派大多数是一脉相承的。很好理解的逻辑:造反派缘于对计划经济的不满而参与造反,而“改革”实现了他们的愿望而拥护改革,成了改革派。【问】记得毛主席说过,“只反贪官,不反皇帝”,是投降主义。【答】那是在74年批判《水浒》时说的。它点中了中国几千年专制政治传统的死穴!为什么不反“皇帝”?因为“我”也想当皇帝。【问】但在“当权派”前面,应该是有“走资本主义道路”的修饰语、形容词的。“文革”是造“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”的反!【答】别说当时,就是今天,谁说清了“资本主义”和“社会主义”?谁能说刘少奇、邓小平走的就一定是“资本主义”?谁能说毛泽东走的就一定是“社会主义”?顺便提一句,有人把目前的应付全球金融危机而实施的凯恩斯主义措施,说是社会主义,岂不笑话?其实,不管什么主义,当权派(包括最高当权派)都应纳入人们的监督视野!这就是“现代文明”!【问】问题更在于:说“走资本主义道路”,而现在世界上,最发达的国家、人民生活水平最高的国家恰恰都是“走资本主义道路”的国家。不是有人说:美国正在“滑向社会主义”?【答】如果说,社会主义就是向人民群众提供更普遍的公共产品和社会保障,美国等发达国家确实是比社会主义更社会主义,但这就使得问题越来越纠缠不清了,所以,我从来只是把社会主义作为一种人类理念、一种社会运动。我总不忘马克思说过的那句话:人人都是马克思主义者,只有他自己不是!也常想:马克思要是“万岁”到今天,真想知道他老人家会支持什么哪种社会主义?【问】所以,不讲“姓资”“姓社”,不管“白猫”“黑猫”,“摸着石头过河”了。【答】不仅这些,还有现在的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”,我认为,这都既是邓小平过人的“政治智慧”,更是他深刻的“理念表达”。以此推进,我对“三个代表”和“科学发展观”的本质理解,是“以‘人’为本”,不是“以‘主义’为本”。【问】为什么“文革”没有出更大的动乱?【答】要是没有毛泽东的权威,那后果就不堪设想!【问】那你在“文革”中干了些什么?是造反派,还是保皇派?【答】“保皇派”,是“文革”刚开始,《人民日报》的一篇文章中叫出来的,后来改叫“保守派”,到“文革”中期,大家都自称“造反派”了,“文革”结束后,人人又都说自己是“逍遥派”了。前面说过,1966年8月31号在北京受到毛主席的大接见,之后,我就回家务农了。但不久,“湘江风雷”席卷湖南,我又被同学喊回学校“闹革命”。当时奉行“龙生龙,凤生凤,老鼠生儿打地洞”的“血统论”,纯洁的“红色政权保卫军”之类组织是不要我们的。好在当时能“结社自由”,我们就自己在千千万万个“司令部”“战斗队”中,也成立了一个小“司令部”,即何清涟在《现代化的陷阱》一书“后记”中提到的那个《谁主沉浮》。我的出身不是“黑五类”,为了不被人抓辫子,我就在外出面多点,久而久之,就有“廖司令”之称,再到后来,邵阳市“红中联”——中学红卫兵联合会——成立,就作为学生代表成了“邵阳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”13个成员之一。【问】革委会主任是后来到长沙当市委书记的张厚?【答】是的。张厚是山西来湖南工作的老干部,与华国锋一起“南下”的,与华不姓华一样,张也不姓张,而姓赵,都是战争时期的化名。曾经听张说过,他与华的交情很深,“文革”中,华也确是支持张“亮相”的。但后来,华一步登上了“天”,这是大家都知道的,而张则被“打倒在地,并踏上一支脚”——判刑8年。每想到这里,我对中国的政治生态、人情世故总是“别有一番风味在心头”。【问】搞了“打砸抢”没有?【答】当时的“文革”,仍然以毛主席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》作理念指导,到处引用其中的“革命,不是请客吃饭,不是做文章”,所以,我的小伙伴中,给“牛鬼蛇神”,“反动学术权威”挂牌子,批斗,抄家,是有的;跟着工人造反组织——“工联”,参加“文攻武卫”,也是有的。【问】那你本人呢?【答】绝对没有!“被‘打砸抢’”,倒是有个几次!不然,我还会有资格上大学?我还会有今天?一个风口浪尖上的人,早就被“清理”掉了!关键是,我的理念一直是:“文革”,是“文化革命”,不是“武化革命”!正因为如此,我的伙伴中有人说我“右倾”,甚至说我保护了几个领导干部和老教师是庇护“牛鬼蛇神”,也有人曾经几次想把我拉下马!【问】你们中学生内部都这样,难怪说,文化大革命是“浩劫”,是“地狱”,是“天下大乱”。【答】确实,是“天下大乱”。所以,毛主席当时就大讲“大乱”与“大治”的辩证法,反复要我们多“学点哲学”,教导我们看问题要“一分为二”。是不是“地狱”?我不这么定义。不然,毛泽东怎么摆?终究,他是开国领袖。怎么理解“造反有理”?如果要借用“地狱”,我则把它称之为“地狱之门”——地狱的出口,没有“文革”的切肤之痛,是不可能有中国的体制“改革”的。【问】在“文革”的大乱中,你自己“乱”了吗?【答】后期也“乱”了。当然,主要是思想开始乱了,信念开始乱了。“文革”中后期,今天是“革命闯将”,明天是“反革命吹鼓手”,反反复复,折腾不已,我就开始问自己:我到底为什么要自带钱粮、不顾父母对自己生命的担忧而参加“文革”?“文革”到底是“错”还是“对”?“错”在哪里?“对”在何处?【问】所以,你又“怨”“文革”了?【答】是的!但还不是“怨”得那么清晰。【问】真正“清醒”了,是什么时候?【答】“农村土地承包”后。【问】那你是“爱”改革啰!【答】是的!只要是有良知的、正直的人,有什么理由不“爱”改革呢?道理非常简单:难道不是因为“改革”,使我耿耿于怀几十年的“饿肚子”问题终于解决了?但当初并不“爱”。特别是对解决“四人帮”的方式、方法,我一直怀有抵触情绪。记得我曾公开说过这样的话:“一个伟大、英明的领袖,怎么会让一个罪恶滔天的反革命头目睡在自己身边几十年,而且让她掌权执政?伦理、逻辑、道德都讲不通嘛!无论如何都难能‘自圆其说’嘛!既然是‘民心所向’,难道没有其它途径,为什么一定要用‘粉碎’的、‘暴力’的办法来解决党内矛盾?”后来,“农村土地承包”,没过两年,我回到老家,看到家人和乡亲们吃饱饭后的那幸福笑脸,我就慢慢“爱”改革了!并且自认为是“十头牛也拉不回”的坚定改革派!【问】“文革”中,你“爱”“文革”,“改革”来了,又“爱”“改革”,你好像人们所说的“风派”?【答】该“爱”的,要理性地“爱”;该“怨”的,不要盲目地“怨”!实事求是,与时俱进,与世俱进,管它“风派”不“风派”!事实上,依我的多年观察,“文革”中的造反派和“改革”中的改革派大多数是一脉相承的。很好理解的逻辑:造反派缘于对计划经济的不满而参与造反,而“改革”实现了他们的愿望而拥护改革,成了改革派。【问】对“农村土地承包”,你一直就赞成?有人不是说“辛辛苦苦几十年,一夜回到解放前”?【答】我是一直就赞成的,因为在这之前,早有“自留地”之类的所谓“三自一包”政策。我来自农村,早就知道“农民‘自留地’的麦子普遍绿于生产队”。如果说“怀疑”,只是担心过分地后,水利灌溉、公共设施怎么办的问题。怎么是“一夜回到解放前”呢?解放前的农民能人人都有土地承包权?以我家为例,能承包那么些的肥田沃土?如果说“一夜回到‘土改后’”,我看,倒是蛮相像。【问】对“改革”,从理论上到底怎么看?【答】我一直是这样看待“市场经济改革”的:“市场经济”是“人民自己创造历史”的经济。产权是人民创造历史的前提,没有产权,你拿什么去创造?产权不明晰,谁能有持续不断的创业热情?市场经济就是尊重个性、产权明晰的民主经济,而计划经济恰恰以理想主义无视了这一点,所以,它失败了。【问】现在能“吃饱”,有人说,主要靠科学技术的推广,比如,袁隆平的“杂交水稻”。【答】科学技术,当然重要。但无论如何,体制是第一位的。有了好的技术,人们不好好利用它,行吗?而且,农民们被固化在生产队“磨洋工”,还有可能去搞科学研究、推广科学技术吗?要知道:“自由”与“竞争”,才是科学技术发展的源泉。【问】但有人说,“农民吃饱了,工人挨饿了”。【答】瞎扯!我家亲戚中又并不是没有工人!哪个工人挨饿了?“改革”三十年来,全国人民,那一个没有享受“改革”的好处?我们必须知道,“改革”的过程,是一个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“平等化”的调整过程,在这个过程中,原来的“工人”与“农民”的差距和相对优越感缩小了,这是好事嘛!有什么太可以指责的?难道一定要有以前那么大的“工农差别”“城乡差别”和“地区差别”?我还要问:现在产业工人的主体,是不是“农民工”?我们为什么不为这些新型的工人阶级多呼吁一下?【问】不能否定,在国企改制中,有些地方和单位的工人利益确实受损了。【答】那就继续调整嘛!【问】说起来轻松,怎么调整?【答】问题的关键在于:工人阶级是否真正“当家作主”了?比如说,工厂改制,我们的工人群众,我们的工会到底起了多大的作用?工会是否真正代表了工人的利益?我们的工会除了组织点文娱活动,收收会费,开开职代会,还能有多大的刚性功能?【问】在“让一部分认先富起来”的号召下,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确实增大了。【答】哪朝、哪代、哪国、哪家能消除差距?“消除贫富差距”,实际上就是重复几千年来的“均贫富”,是一个乌托邦幻想。从历史上看,哪一次“均贫富”不是生产力的大破坏、社会发展的大倒退?“均贫富”,往往是“富”除了,“贫”却在,“差距”仍然没消除,“贫富差距”变成了“贫困差距”,计划经济时期也是一样。改革从“让一部分认先富起来”开始,这有什么可以指责的?“先富起来”的人,往往是能吃苦耐劳的能人,是社会上的“先进生产力”。人们真正痛恨的不是他们,而是以权谋私的“官员腐败”,行业垄断以及与其密切相关的“官商勾结”而引起的贫富差距。我认为,不把矛头对准“权力”,不“消除权力差距”而空喊“消除贫富差距”,不是无知,便是别有用心?【问】现在的官员腐败问题大得很啊!有人称之为“腐败癌症”。【答】是的!早几年,当人民听到一个几百万的贪官,就非常震惊,如今几千万,乃至上亿,都觉得是见怪不怪、习以为常了!1 2 3上一页下一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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